●文化首先的含义是知识,它包括了人类对社会、自然和人自身思维的认识和总结。文化没有新旧之别,凡是对人类、对这个时代有用的,凡是它的相对真理性没有被打破,并能向着绝对真理再迈进一大步的文化,就永远是新的。读国学的目的,就是要对学者的文化思维进行塑造。

  ●中医和西医是面对不同研究对象在不同研究方法的前提下,所形成的两种不同的学术体系。中医和西医的服务对象都是人,但中医研究的是人和天地自然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关系,研究方法是哲学与系统论。

  ●饱满地拥有中国传统文化知识,我们就能真正准确、全面地理解中医的可贵之处,就能同心同德,众志成城,重铸中医中药之魂。所谓中医中药之魂,首先是建立在哲学与系统论之上的中医藏象理论。

  辛亥革命以来,我们国内离开理论搞实践,以用代学、以干代学的风气一直很严重。如果一个成熟的学科偏离了它的基础理论,对它的发展肯定非常不利。因此,崔月犁同志在1982年担任卫生部部长不久,就组织召开了衡阳会议,提出“保持和发扬中医中药特色”这样一个题目。那么,中医的特色究竟是什么?这需要我们回答两个问题:第一,中医学是怎么来的?第二,中医学是什么?

  背着这样一个历史难题,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中医学的软科学和科学学研究。软科学就是关于管理科学的科学;科学学就是研究科学发展的科学。今天月犁中医文化讲习所提出“传承中华文化,弘扬中医之道”,同样也是我们30年前的使命和任务。虽然是老题目,但仍然是新问题,其原因就是以上两个核心的学术问题我们仍然没有回答清楚。

  传统文化不容轻易否定

  文化的含义及基本特征

  “文化”这个词,应该说是当代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。但是文化究竟应该如何定义,至今还没有看到比较合理和恰当的版本。据有人讲,国内外关于文化的解释大概有146种,多数是对其外延的解释,而不是内涵的定义。我认为,就文化这个词来说,其本质意义是理性思维的产物。

  我们知道,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,根本要素在于人有理性思维,只有人才有追求知识的能力。所以西方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《形而上学》一书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讲:“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。对感觉的喜爱就是证明。人们甚至离开实用而喜爱感觉本身,喜爱视觉尤其胜于其他。”所以文化首先的含义是知识。这个知识包括了人类对社会、自然和人自身思维的认识和总结。

  在文化的传承过程中少不了文字。虽然在没有文字之前人也有思维,就有知识存在,但是有了文字,知识的传承及存在的方式变得不一样了。从这个角度上讲,文化与文字,一体而两面。如果我们给文化这一语词加以定义,那么文化就是人类知识的文字化。文化需要文字的传承,有了文字,文化的产生、传承、传播才会飞速地发展;而文化在其沿革或者发展的过程中,自然也推动了文字的丰富和发展。

  我们常说的价值观、思想、哲学、科学,这些内容是文化的核心所在。文化中的思想是人类思维的精华;哲学是研究科学的科学;科学是对某一具体问题进行研究。而其中的价值观,更是核心中的核心。这四个方面是超越国界的,准确地讲是超越时空的。文化是没有新旧之别的。凡是对人类,对这个时代有用的、有价值的文化,凡是它的相对真理性没有被打破,能向着绝对真理方面再迈进一步的文化,就永远是新的。

  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,曾经出现过两次文化高峰;每一次文化高峰的历史跨度,大约在一千年左右。第一次在我们中国的春秋、秦汉时期;第二次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。第一次高峰成就的是哲学,在哲学的推动下产生了很多哲学体系下的科学,如社会学、经济学等;第二次高峰成就的是以物理学、化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。在物理、化学以及数学等学科的推动下,人类进入到空前的物质文明阶段。

  这两次文化高峰,显然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。第一次高峰是向着形而上的方向研究。在观察任何一种事物现象的时候,必然要提到三个问题,这三个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日常遇到事情的时候都会想到的:他是怎么来的?是怎么演变的?将来要往哪里去?这就是从形而上的角度,问事物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原因。就中医来说,“人以天地之气生,以四时之法成。”天地是人类的真正的父母,所以研究人的变、研究人的生、研究人的去,就不能离开天地。

  近代科学研究的是形而下。比如,研究声、光、电、磁时,人们把其某一种现象从完整的事物中抽取出来,分别单独地加以研究;或者人们研究物质结构时,先须用解剖的方法将其拆开,看它的细胞,看构成它的分子,甚至一步一步解剖分析下去。广而言之,遇到了高山,遇到了花鸟鱼虫,都要这样拆开看看。用物理学的方法拆开看还不够,还需要化学的方法对它再进行还原。

  值得注意的是,文化不等于文明,哲学也不等于哲学名言。同样,科学也不等于就是真理。在文化活动中,我们往往要把那些以文化的名义、以哲学的名义、以科学的名义编造出来的,违背文化、科学、哲学本质那些东西清除出去,以维护文化、科学、哲学的严肃与纯洁性。这是我们在文化传承过程中,必须要有的一种基本的意识。

  传统文化与国学

  近代人不敢肯定中国传统文化,往往连一些最起码的现实也忽略不顾了。2002年在香港举办的《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》上,台湾的一位学者说:从西汉开始一直到民国末年,在长达1700年的历史长河里,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,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GDP,遥居世界第一。这难道与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关系吗?

  过去有一段时间,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过时的、落后的、反动的、封建的,这种态度极不合理、极不科学。传统文化,绝不是贬义词,也不代表文化的过去时,而是指历史沿传下来的思想和习惯。它之所以从古沿传到今,必然有其合理内核,尤其是作为核心的价值观、思想、哲学、科学,更是不容轻易否定的。封建这个词,在中国被错用了一百年。春秋战国时期的“井田制”社会,才是中国真正的封建社会。这段真正的封建时期,恰恰是中国文化最繁荣的阶段,不是毁灭阶段,也不是原始阶段。秦始皇统一七国之后,“废井田,立郡县”,建立了所谓的新制度,那个制度的核心是帝王专制,而不是封建。一百年来,我们把封建和专制混淆了。

  所谓国学,一般来说指本国有史以来传承下来的学术。关于国学的内容,章太炎先生的看法是包括经、史、子、集在内的文献。这个范围可能大了些。民国时期马一浮先生认为“六艺”之学应是国学的核心。即诗、书、礼、易、乐、春秋。1923年《清华周刊》请梁启超和胡适先生各自开列了国学的入门书目。梁先生开列书目大概分了五类:第一类是修养应用和思想史关系的书;第二类是政治类以及文献学的书;第三类是韵书类;第四类是小学以及文法的书,相当于现在的汉语言文学;第五类是随时涉览的书。列入这五类的,共137种。梁启超先生有一句话,需要我们好好地去玩味:“所列五项,倘能以法读之,则国学根基略立,可以为将来达成之基矣。”意思是说,把这些基本要目所列入的书好好地读过,将来你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大才。梁启超先生同时开列了一个“无论学矿、学工程学”皆须一读的“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”,计25种:《四书》、《易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诗经》、《礼经》、《左传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宋元明史纪事本末》、《楚辞》、《文选》、《李太白集》、《杜工部集》、《韩昌黎集》、《柳河东集》、《白香山集》。作为一名中医,我们在国学上不能当文化浮萍,不能只知道西方的,不知道自己的根基何在。否则,那就很危险了。

  读国学的目的,是要对学者的文化思维进行塑造。梁启超先生着重谈了三点:一是陶冶道德,完善人格。梁启超先生讲:“学问之道,所难者莫如立身”。必须立在正经地方上,不然,“学者不求理义之学以植其根柢,虽读尽古今之书,只益其为小人之具而已。”人格先已不可问了,那还谈什么学问。所以国学的核心、精华必须读好。二是先学好国学根基,才有利于读好西学。梁启超先生当时虽然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开始阶段,但是他已清醒地看到当代人读好国学的重要性了。辛亥革命一百年来,中国人一直没有完成东西方文化的整合和重构,现在我们是只读洋书,不读国学。所以梁启超先生的这个思想到今天仍然有很大的用处。三是增强记忆,磨练思维,提升境界。也就是说,只有我们掌握的东西多了,再用眼光去分析它,形成熟练的思维方式,才有观察思考的能力,才能逐渐提高文化境界。

  中医的哲学之根

  中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,传统文化的核心对于中医来说首先是哲学。而讲到哲学和中医的关系,我以为首先要提到《易经》,其次是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和名学。

  在夏朝的时候有《连山易》,在商朝的时候有《归藏易》。到周朝的时候,在《连山易》和《归藏易》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提升,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《周易》。《周易》实际上分为经和传两大部分。经,主要是通过卦讨论哲学的;传,是直接从哲学入手进行讨论的。以往《周易》在传播过程中分为两大派:易理派,象数派。易理派着重讲哲学的深层道理,象数派则向预测、占卜方向发展。其实通篇《周易》,都在讲哲学。近代有的哲学家把《周易》和西方亚里斯多德的《形而上学》相比,是颇有道理的。

  《易经》的易字,有三个意思。一个是变异,即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。应该说,太极动则生两仪,两仪动则生四象,四象动则生八卦。八八六十四卦,揭示了万事万物变化的变杂性、多样性。所以没有动,就没有事物的变。举个例子,一个人坐在黑屋子里,没有灯光,任何东西都看不清楚,再怎么使劲盯着四壁墙,也什么东西都看不到。如果墙上突然出现一个亮点,出现一盏灯,那么这壁墙就“变化”了,你看到一盏灯,继而慢慢看清墙壁上的一切,再慢慢看到屋子里的一切。所以没有动,就没有事物的变;没有事物的“变”,我们就什么都看不到。二是简易。《易经》的哲学精神,开启了我们执简驭繁的智慧。抓住了基本的、一般性的规律,就掌握住了大多数事物的规律、原则。三是不易,就是不变。指的是《易经》所讲的哲学道理,千古不变。你要想随意动一动,对不起,那要看看你的学问水平够不够,更要看看历史和现实认可不认可。“千古不易者谓之经”,就是这个意思。

  对于中医来说,《周易》所讲的变异,恰恰就是中医面对的人:他今天是健康人,突然伤风感冒,明天病了,后天病情加重了,如果救治不及时还会沿着病情不断深化的路往下走,这个过程就是变。生命在于运动,生命在于变异。离开了变异,那就像回到了太极状态一样——什么都没有了。中医必须首先把生命视为运动变化的过程,才能用运动变化的思维去认识疾病。作为一个中医医生,应当随时捕捉运动变化的疾病过程,否则就无从处方用药。《周易》那个时代,没有我们今天的高楼大厦,也没有飞机火箭宇宙飞船,但是《周易》的作者注视到万事万物不断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过程。中医在临床上看到的是患者疾病的昨天、今天、明天,关注的是这种不断运动发展变异的全过程。从这一点讲,《周易》作者和中医大夫所看到的事物现象及其过程,在本质上是一样的。

  哲学和中医的关系,另一部有重要影响的书是《大学》。《大学》里讲到: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,先治其国;欲治其国者,先齐其家……欲诚其意者,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”落到格物上之后,再一步一步走回去:“物格而后知至,知至而后意诚,意诚而后心正,心正而后身修,身修而后家齐,家齐而后国治,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”其中的关键点在这个“格”字上。按照《文选》的解释,“格”,就是“度量也”,就是拿度量衡的标尺去分辨此一事和彼一事之间的区别。比如,你说四条腿就是桌子,那我坐的这个椅子也是桌子吗?这就需要进一步再格物,把桌子和椅子的本质区别说清楚。不然,我们以为两人说的是同一种东西,但实际上不是,俩个人各执一辞,这就乱套了。我们在中医与西医的学术关系上,常常遇到的麻烦也就在这儿。

  比如在很多人的观念里,“中医和西医研究的对象都是人”。言下之意,中医和西医就一定要结合成一种医学。这种说法初一听好像并没有错,其实大错特错。因为他把中医和西医的服务对象,混同于研究对象了。中医和西医服务的对象都是人,但研究对象不一样。西医的生理生化中医不懂,中医所研究的人和天地自然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关系,西医也几无涉猎。没有认真格物,连事物是什么都没有搞清楚,怎么能知道它的为什么呢?

  再来了解一下《中庸》。《中庸》是在近代最遭人贬低的一部书。人们误以为庸就是平庸,是庸才。其实庸在这里讲的是事物的最佳状态,是哲学上的最高目标。其实庸,也是中医在防病治病中的最高原则,或者最高追求。为什么这么讲呢?《中庸》有一句话:“庸者居中”。用中和的道理观察宇宙,观察人生,观察万事万物之变,就叫中庸。比如,乘坐一辆车,最好的位置是“不在其左,不在其右;瞻之在前,忽焉在后”,这就是矩形车箱对角线的交叉处。任凭车怎么在路上颠簸,坐在这一交叉处你都会觉得最平稳。因此“中庸”就是事物发生发展的最佳状态。《中庸》在讲到哲学的最高奥妙的时候有一段话:“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,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。”一个人的喜怒忧思七情没有过度,平平和和的,没有太过,也没有不及,这就是中庸最好的状态。《中庸》所描述的这个状态岂不是中医所说的“以平为期”吗?岂不是《伤寒论》里所讲的“阴阳自和”吗?阴阳自和,病自愈,所以“以平为期”是最好的生命状态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中医是中和的医学,是使病人的身体达到“中和”这个最高境界的医学。

  再谈谈《论语》。中国人对《论语》的评价很高,四书里它占的比重最大。如果把《论语》放在哲学里去看,它讲的主要是社会伦理学。哲学不是高高在上,与现实没有关联的,《论语》讲的社会伦理学,就是哲学的“用”,即实践应用。人们常说,儒家学说是以入世之心来研究入世之事的,它直面红尘,直面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自我的成长。如果医生能把《论语》每年通读一遍,如此坚持30年,那么这个医生的医德肯定不会出问题。读过《论语》,就能懂得敬畏生命。过去常说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,我相信半部《论语》也能够治医德,半部《论语》也能治疗当今社会严重不协调的医患关系。

  最后说一下名学。名学就是西方所讲的逻辑学,用中国的传统说法,主要讲的是名和实的关系。什么叫实?我们感官所感知到的,包括听到的、看到的、接触到的、闻到的、嘴巴尝到的,都是实。什么叫名?就是我们用语言文字把“实”准确、恰当、如实地表达出来。逻辑关系处理不好,写出来的东西,讲出来的话就经不起推敲,知识就没有办法传承了,思想就没有办法交流了。所以文字反映的是人的思维,名学在这里和格物的“格”有相似的意思。做学问不把名与实的逻辑关系搞清楚,是绝对不行的。

  中医学理论的核心

  最近国内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我两本书,其中一本是《医医》。所谓《医医》,是从清代吴鞠通的《医医病书》意思上引申来的。第一个“医”是动词,医治的意思;第二个“医”是名词,指中医而言。出版这两本书的意思,一是要破,破除中医的西化;一是要立,把中医真正的内核、原理、最有价值的东西在这个时代确立起来,重铸中医之魂。

  三道合一之人和多因素的相关性

  三道,即天、地、人三道。《黄帝内经·素问》里最典型的一篇叫《四气调神大论》,着重讲人和天地自然的相关性,包括春夏秋冬四季该怎么养生。

  医学所面对的,是不同年龄、不同性别的人的共同特性和规律,这一点讲得比较深刻、生动的是《内经·上古天真论》里关于男女的“七八”之说:女性7岁时肾气刚长;14岁“任脉通,太冲脉盛,月事以时下”,那个时候就可以生小孩了;21岁的时候生命进入最旺盛的时期;四七28岁达到高峰;五七之后生育就少了。男人则以八为周期。这些是人的共同特点、规律、法则。而同一个病,每一个人的表现形式不一样,我们用方子不一样,这就是中医的“个体化”。在中医的眼里,每一个人的身体特点都不一样,疾病特点也就不一样。

  在《内经》的《阴阳应象大论》、《金匮真言论》、《灵兰秘典论》、《五运行大论》、《五脏别论》等名篇名著里列举了与人生命相关的35方面因素:五行、五脏、五腑、五时、五方、五窍、五体、五色、五味、五气、五畜、五星、五音、五数、五臭、五志、五声、五动、五谷、五化、五性、五德、五用、五化、五虫、五政、五令、五变、五藏、五本、五官、五功、五处、五华、五属。这35个方面就是中医藏象学说所确立的现实和背景,我们可以说它是哲学里的多因素相关性,在中医藏象学上具体、完整的体现。

  必须强调,多因素相关性绝对不是多因素的决定性,这两者必须严格加以区分。比如说,西医在他的观念里往往承认单因素的决定性,如果身体中检出肺炎双球菌,那这个感冒以及感冒以后发展成的肺炎,一定是肺炎双球菌引起的。中医则不然,他必须从多因素相关性出发,来认识疾病过程中人的变化。

  20世纪70年代,控制论、信息论、系统论的传入,曾经让中国的不少学子振奋了一阵子,也将信息科学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。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,又走了一条弯路。这就是对信息这一概念的扭曲或误解。美籍学者、信息论的创始人申农,当初是这样注解信息这一概念的:信息是两种状态之差。意思是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的信息,是不断变化的。如果你把信息的两端加以比较,两端肯定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把一个又一个信息的两端联系起来,那就看到了事物运动变化的过程。可是后来的信息论、系统论发展过程中,却变成只看一个又一个不变的信号了。比如我们看电影、电视,影视上一幅画面叫一帧。一秒钟如果跳过了24或25帧,因为视觉差的缘故,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运动的过程。假如我们从中间取一张图片或一个画面,那就只是一张图片,一张永远不动、不变的图片。那就不是中医的思维了。现在我们常常把中医的证候概念,等同于西医学里的症状,就像把图片等同于电影、电视一样,这是在中医研究对象问题上的致命性错误。可见一个中医不懂得哲学,不懂得哲学基础上的系统论,中医的思维恐怕就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。我们能不可怕吗?

  藏象是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核心

  中医基础理论包括六大范畴:藏象、病因病机、诊法、治则、方剂、中药。其中最基础、最根本、最核心的就是藏象。《黄帝内经》架构起来的藏象学说就是中医的《生理学》,是世界上最早、最成功的一般系统论模型。

  中医的藏象不是具体的实体、实物,它指的是多因相关性的一种理论模型。如果一定要给中医的藏象一个物质上的解释,那就徒劳了。就像我们不能把哲学上的对立统一,分析出化学成分;不能把马克思哲学里边的否定之否定,解析出是什么物质变化一样。它们同属于形而上的范畴,何必用形而上的科学去解释呢?形而上和形而下两种科学体系,出发点相同,走的方向完全不一致,因此构成的体系各有特点。中医所讲的藏象,不是西方所讲的拿到解剖台上可以看得见的实体性的血肉之五脏,中医的藏象是哲学和系统论方法相结合而形成的藏象,或者说是建立在哲学系统论方法上的藏象。这两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

  在柏拉图的《对话录》里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:有一天,柏拉图在他的解剖台上解剖青蛙,与此同时一个木工在为他翻新一张旧桌子。下午,木工把桌子翻新了,与新的一样。柏拉图看看新桌子,再看看解剖台上血肉模糊的青蛙,忽然顿悟到,人类可以摧残生命,但不可能组合生命。今天看来,柏拉图的顿悟,依然是真理。试想,西医到今天岂不是仍然不可能用不同的器官,组成一个活的人吗?当然,我们不是说西医有什么缺点,中医有什么长处,我们只是想说明中医和西医的区别而已。中医和西医因为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,运用着不同的研究方法,所以才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。

  我们要管理一个国家,需要好多部门,比如农业部、国防部等。一个部由谁来当部长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这个部的职能是什么。不管谁在这儿掌权,只要能踏踏实实、完完整整、认真仔细地把它自身规定的功能运行好,那这个国家就是平稳的、兴旺的。五脏,按《黄帝内经·灵兰秘典论》的说法:“心为君主之官,神明出焉……”“官”者,管也,体现的就是管理职能。如果一个人身上各方面的管理职能都运转正常,而且相互的关系也协调得很好,那这个人就是健康的。这就是中医的藏象。那么谁来判断这个人健康还是不健康?那当然是医生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中医所讲的藏象就好像一个国家的国务院下属的管理部门一样。中央只需把各个职能部门的职能划分清楚,各司其职地去管理、去协调就行了,用不着操心粮食怎么种,钢铁怎么炼这些具体责任。只要这个国家的职能部门在正常运转,就象征着这个国家的兴旺和正常。同样的,临床中医就是病人的总理,专门管理病人五藏六府功能协调、运转正常的总理。一个临床中医只要能把病人身上藏象的强与弱、太过和不及、协调和不协调辨识清楚,把药用得恰到好处,病就没有了,就达到“以平为期”的目的了。

  中医藏象理论的形成,是中医基础理论形成的一个成熟的阶段,也是中医成熟的标志。《黄帝内经·阴阳应象大论》里有这样一段话:“论理人形,列别藏府,端络经脉……外内之应,皆有表里。”这些完全肯定的话,是衡量一门科学或者一个理论标准性的话。能这样讲出来,心里一定有数。真正掌握了国学特点以后,我们面对《黄帝内经》也一定能讲出相似的话。

  美国学者R.A.尤利坦在1975年著文说:“现代自然科学的思想大厦不是西方的私产,也不是亚里斯多德、欧几里得、哥白尼和牛顿的领地,这座盛誉的建筑物也属于老子、邹衍、沈括和朱熹。我们可以说,当今科学发展的某些方向所显露出来的统一整体的世界观的特征,并非同中国传统无关。完整地理解宇宙有机体的统一性、自然性、有序性、和谐性和相关性,是中国自然哲学和科学千年探索的目标。”这个千年探索,说得很传神,也很准确。我们这一讲的题目叫“饱拥传统文化,重铸中医之魂。”就是希望每一位中医都能饱满地拥有中国传统文化知识,就能够真正准确、全面地理解中医的可贵之处,就能够同心同德,众志成城,重铸中医中药之魂。所谓中医中药之魂,首先是建立在哲学系统论之上的中医藏象理论。(本文据李致重教授在月犁中医文化讲习所的讲座整理)